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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农村建设不宜从城市下派工作队、指导员


作者:赵俊臣    转贴自:中国选举与治理网

      自从中央决定开展新农村建设以来,一些省、市、区相继从城市里抽调人员,组成所谓的“新农村建设指工作队”和“新农村建设指导员”,敲锣打鼓、鞭炮齐鸣、浩浩荡荡开赴农村,指导新农村建设。

      其实,往农村派工作队、指导员,浙江省在前几年就行动了。据新华网2007年4月16 日报道,浙江省自2004年3月开始,从省、市、县、乡四级抽调机关干部到村任农村工作指导员,每村一人,每年一轮换,三年共派农村工作指导员三批,计11.1万人次。

      另据新华网2007年3月24日报道,自2007年起连续5年,广西将从自治区、市、县、乡四级机关和单位选派干部下基层,担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导员,预计每年下派干部达3万多人。这意味着从今年起至2011年,广西14363个行政村,每个村都有1名县以上机关和单位的干部驻村。

      另据新华网2007年3月17日报道,云南省首批下派的1.35万名新农村建设工作指导员、1312支工作队今天奔赴13442个建制村。以后的5年里,全省每个建制村都入驻一名指导员,每个乡镇都有一支工作队。

      据报道,这些省、市、区下派的新农村建设指导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。浙江省据不完全统计,在已经结束任期的第一和第二批农村工作指导员共走访农户857.82万户,集中宣传政策法规29.32万次,落实经济发展项目6.2万个,落实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项目7.03万个,帮助争取扶持资金24.64亿元,调处矛盾纠纷30.82万起,帮助制定(修订)各项规章制度10.96万个,帮助建立村民活动场所2.47万个。云南省新农村建设指导员的角色定位为“6大员”,即村情民意调研员、政策法规宣传员、富民强村服务员、矛盾纠纷调解员、制度建设督导员、组织建设指导员,其职责包括宣传贯彻政策法规,帮助所驻村理清发展思路、制定发展规划;积极争取项目资金,推进基础设施建设;整治村庄环境,改善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;促进村“两委”班子团结,增强村级组织战斗力;健全制度,规范村务公开、财务公开。对于土地征用、社会保障等涉及农民与政府关系的问题,指导员既要向农民宣传解释有关政策,更要为农民积极争取合法权益。

      读了上述报道,我对于各地新农村建设工作队、指导员们在农村的工作表示敬意,对于他们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。但是,如果我们冷静的思考,新农村建设工作队、指导员并不是一项好的制度安排,实践中将是利小于弊。

      一、指导思想里蕴涵着不相信农民

      目前大家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经取得了共识,即农民是主体,要尊重农民的意愿,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、创造性。一些省、市、区之所以从城市里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、指导员,据说是“为了使新农村建设更健康发展”。在此,蕴涵着的深刻含义,一是不相信农民。“农民们不会进行新农村建设”、“农民们建设不好新农村”,就是他们的最常见的借口; 二是不相信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。在他们眼里,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村干部“领导不了、领导不好新农村建设”。

      农村干部特别是农民们能不能进行新农村建设,这并不是一个高深的问题。实际上,我国农村改革的发起、启动、发展和深入进行,都是农村里的被认为“老实巴结”、“愚昧落后”、“素质不高”的农民们,在当地农村基层组织及其干部的默认、允许、乃至于支持、鼓励、帮助下,积极主动干起来的,只有那些需要政府财政出钱的改革,才是由城市里的人首先发动起来、指导着干下去的。

      例如,著名的“以家庭为单位联产承包生产经营责任制”即“包产到户”、“包干到户”,就是安徽省小岗村、小井村的农民冒着被批判、被坐牢、被杀头的极大风险,而暗中搞起来的,而不是城里人允许并指导出来的。恰恰相反,当时城市里确实派了大批的工作队,任务是阻止、取缔农民搞“包产到户”、“包干到户”。当时城里人一个劲地批判“包产到户”、“包干到户”是所谓的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,只是后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,以及“包产到户”、“包干到户”确实能让粮食产量获得了大幅度增加、使全国人民破天荒地有了饱饭吃,那些城里人才闭起了反对的嘴巴。

      再如,蓬勃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,也是农民们自发搞起来的,而当时城里人还在批判乡镇企业是所谓的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、“与国有企业争原料、争市场”呢!只是后来国有企业越来越不争气,除垄断外,几乎在市场竞争中全面败北,不得不被“关、停、并、转”、被“出售”、民营化,城里人才对乡镇企业的看法有了转变。

      毛泽东曾经说过,群众是真正的英雄,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。在新农村建设中,我们应该明白以下道理:一是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人;二是农民愿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;三是农民具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能力;四是农民能够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。如果我们坚持上述四个道理,就应该放手让农民进行新农村建设,而不是用什么“工作队”、“指导员”去指导了。当然,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,需要政府财政给予必要的帮助。

      二、其实派下去的人对新农村建设大都没有经验

      综观各地派下去的工作队和作指导员的人选,主要的有两类:一是刚刚招收近来的大学生、研究生,这是主体;二是单位里不担任重要岗位的人,因为担任重要岗位的人是离不开的,派不下去的。

      刚刚招收进来的大学生、研究生,当然是没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何经验、经历。许多人是从小学到中学、到大学、到研究生,连社会都还没接触呢,连自己如何独立工作和生活的经验也还没有呢,有的连农村是什么样子(指体制与机制)都还不知道呢,就把他们派到农村,去作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导员”了。在这样情况下,让他们如何开展工作呢!?

      有种意见认为,把刚刚招收近来的大学生、研究生派到农村,其中一个重要考虑是让他们到农村锻炼,去增加见识、增长才干,“接受农民再教育”。我对于这种观点持不同看法。第一,在现代社会分工里,各个社会工作岗位都有各自的专业知识要求,许多工作岗位并不需要“农村锻炼经历”;那种“神化”“农村锻炼经历”作用,认为所有的工作岗位都需要“农村锻炼经历”,是一种过时的、不科学的、不正确的观点。而且,刚刚招收近来的大学生、研究生有一个尽快学习、适应自己工作岗位的问题,把他们派到农村,无论是对于他们自己、还是对于所在单位,显然都是一种人才、时间、金钱和精力的浪费。至于“接受农民再教育”,更是史无前例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初期把在城市里无法安排工作的“红卫兵”,下放农村的一种“理由”,实践早已证明是错误的。

      另一种意见认为,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“工作队”、“指导员”,任务很明确,是指导,而不是领导,也不是代替、更不是包办,而且还可以起到联络员、信息员的作用。对于这一观点,我也是不能认同的。因为,我们的行政机关体系实在太强大了,在农村基层的自然村,有村民小组、党小组;在行政村,有村民委员会、党支部(有的有党总支);在乡镇一级,有党委会、政府、人大、妇女组织、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、公安派出所,税务所、工商行政管理所,以及官办的农经站、林业站、畜牧兽医站、水利站、电力站、电信所、交通管理所、,等等。到了县一级,机构的庞大、臃肿、重叠等问题,更是严重。近几年来,大家已经达到共识,即乡、镇乃至于县级机构庞大,到了非精简整编不可的地步了。目前现有的农村行政机构,应该说完全可以胜任“6大员”(村情民意调研员、政策法规宣传员、富民强村服务员、矛盾纠纷调解员、制度建设督导员、组织建设指导员)的工作,而且绰绰有余,用不着再“新设”一个“工作队”、“指导员”的体系,来获得农村信息、政策法规宣传、富民强村服务、矛盾纠纷调解、制度建设督导、组织建设指导等等任务了。现有的庞大的党政行政体系不去好好利用,这对于庞大的党政行政体系里的干部们来说,是不是有点“不公平”?他们会不会有“失宠”的感觉?!

      三、更重要的是加重了农村、农民的负担

      新农村建设指工作队、指导员下到农村后,第一个明显的影响是加重了农村的接待负担。

      作为农村的基层,乡、镇政府机关、行政村、自然村,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基层,早已是接待不起外来者了。取消农税后,乡、镇一级的税收急剧下降,虽然从制度上看,上级有专项补贴和“乡财县管”的安排,但是这些安排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,一是大江大河治理、干道交通、大型基础设施等方面,二是县一级的行政经费支出却口的弥补问题,而乡、镇一级的财政困难,并没有得当缓解。从县一级来的专项补贴很少,省和中央的专项补贴的数额不算少,但是很少能到达行政村、自然村;“乡财县管”也仅是解决了乡、镇干部的工资发放问题,乡、镇区域里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很少能顾得上,更不要说满足接待费的支出了。但是,我们的庞大的县以上各级机关的官员们,上班后总还是要找点事情做做,于是就下乡、镇,乡、镇就不能不接待,接待就要吃吃喝喝,没有接待费怎么办?给餐馆打一张白条就是了。君不见,媒体屡屡报道的某某乡、镇政府欠某某餐馆的白条达几十万元,原因就在于此。

      可能有人会说,新农村建设指导工作队驻扎在乡、镇里,他们自己带着钱,不允许接受招待。这一辩解是自欺欺人的。接待、招待早已是中国的“人之常情”、“潜文化”、“潜规则”了,至今尚无发现有规避者的先例。新农村建设指导工作队员们开始可能会拒绝,但是人家乡、镇干部也早已是盼望着借招待外人,自己也“改善改善”一下生活,长期以来染上了的“饭瘾”、“酒瘾”可能早就忍不住了!

      再说住行政村的新农村建设指导员,其吃饭方式有三种,一是往各家吃派饭,二是固定某一家吃饭,三是自己做饭。除了为数很少的自己做饭外,无论是轮流到各家吃派饭,或者是固定到某一家吃饭,都必然给村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,增加农户家庭负担。至于有人说的我国农民有好客的习惯,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好客更是没得说的。在此我们应该看到,好客这种现象,是以经济作为基础的。农户特别是贫困地区、贫困农户,家里一年收入本来不多,他们拿什么来“好客”招待?!

      我曾经亲眼看到过乡里检查团到农村吃光村民果树上的果子一幕,至今记忆犹新。那是在云南省姚安县某乡某村,我们一行几人是作一个项目到了村,正在一家农户调查。该户男主人是行政村护林员,门前栽了几棵李子树,又大又饱满的紫红色李子已经成熟,主人摘了几个给我们品尝,真是又香又甜、酸甜可口。不幸的是,隔一会乡里来了十几个烤烟栽种检查团,到了该户看到李子,不由分说,蜂拥向前,只一阵子便把几棵树的李子全摘下拿走了。我当时惊愕他们怎么这样作?!女主人眼里含着泪花、强作笑脸说“这几棵李子至少有50多斤,背到城里能卖将近100多块钱呢!”当护林员的男主人说:“如果不让他们这么作,我这个护林员就当不成了!”原来当护林员一个月有100多元的收入。

      有人会说,工作队、指导员虽然让农村基层和农户接待接待、招待招待,但是他们毕竟有的会为当地农村引来项目、资金,要算大帐,相比之下还是划得来。我想,如果这一看法有理,那么我们也可以按此理论推论,本来我们的中央财政、省级财政的支农资金应该按照我们的正常渠道往下拨,而现在却由社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队、指导员凭关系拨,这就不能不破坏了我们正常的支农资金运作体系,还助长了不正之风,这是不是一个更大的帐呢?

      四、还是革命党的作法,而不是建设党的作法

      看到新农村建设重要,马上想到派工作队,这还是长期来革命党的作法,与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所应担负的建设党的要求,是不相符的。

      在革命时期,我们党由于没有掌握政权,没有建立一套从上到下、从下到上的执政体系,在许多时候、许多地区甚至于还没有我们自己的人在掌权,因此,派出工作队、工作员开展工作,那是再自然不过了的事。

      但是在我们已经掌握了政权、而且政权机关十分庞大并且运转正常的情况下,就需要及时转变革命党的作法,按照建设党的要求采用新的工作方式、方法。那么,建设党的工作方式、方法要求的前提是什么呢?这就是执政党、建设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工作队伍体系,那么就应该完完全全地、诚心诚意地相信这么个工作队伍体系,放心地、大胆地、充分地依靠这么个工作队伍体系。遇到重大的工作任务首先想的是派工作队、工作员,那就说明你是不相信、不依靠自己的工作队伍体系。那么,你为什么不相信、不依靠自己的工作队伍体系呢?可能就讲不清楚了,说到底,这不是过去革命党的作法吗?

      特别是,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到现在,大家都同意政府的职责,是政策制定、政策监督和提供公共服务,而不是象在计划经济下的直接运作微观经济活动,也不是自己计划项目、自己执行项目、自己监管项目,更不是自己既当运动员,又当裁判员。现在新农村建设下派工作队、指导员,赋予了工作队、指导员那么多的任务,真有点让工作队、指导员取代农村基层来运作的意味,这对于调动农村基层特别是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,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利的!

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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